在轉型正義的工作上，釐清真相、追究責任，與療癒創傷到底那件事情比較要緊呢？
如果看過吳乃德老師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裡對各國轉型正義工作的介紹，會知道雖然追究加害者責任是轉型正義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因為多數國家在威權體制被推翻之後，都處在民主制度剛萌芽的脆弱時期；過去以不同形式參與迫害人權的人們，如今也仍舊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甚至在政府單位或者政黨組織任職。這種社會組成之下推動轉型正義（尤其是其中的究責），經常引發國內不同立場的人激烈對立。因此在追究加害者責任上，不同程度的妥協是各國兼顧各種考量以後的實際作法。而這些妥協往往讓受害者感到相當失望。
換言之，希望透過徹底追究加害者責任來為受害者的受創經驗帶來療癒，在實作上經常有相當大的限制。花亦芬老師《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一書的序文中，就引述了前東德民運人士Bärbel Bohley一句有名的話：「我們要的是正義，得到的卻是法治國家。」
那麼真相的釐清呢？
花亦芬老師的書中，花了相當篇幅介紹納粹倖存者義大利的化學家Primo Levi。他從集中營歸來，憑著受難期間為歷史作見證的強烈動機書寫回憶錄《如果這算是人》，試圖向世人訴說在集中營的悲慘經歷。這本書因為有著細膩多元的觀察，提供多重思考角度，因而歷久彌新，在出版多年後翻譯成各國語言，成為見證集中營生活最為經典的著作。
但經驗被說出來，就真的被聽到了嗎？
Levi的這本回憶錄一開始也是無人問津的：「儘管Levi大聲疾呼歷史記憶的重要，當時卻幾乎無人回應，這讓他極為沮喪。就像他在書中〈暗夜裡〉這篇所寫，在集中營的深夜，大家幾乎都做著相同的夢：活著出去以後，努力把自己在集中營裡不幸的遭遇說給親近的家人聽。但是家人卻聽得有一搭沒一搭，只顧著自己閒聊些雞毛蒜皮的雜事，彷彿千辛萬苦從鬼門關逃回來的他們根本就不存在。Levi寫道：『為什麼每天所受的苦楚總會被轉譯到我們的夢境，而且不斷重複上演在沒有人想聽我們說什麼的故事裡？（花亦芬，p377）」
創傷記憶不只是發生在過去的某個事件、不只是人事時地的細節拼湊。它是受創者親身點滴走過的個人歷史。對於未經歷創傷的人來說，受創經驗畢竟與日常經驗差距過大。即便是臨床工作者，若未能面對我們的倫理選擇，有意識地去完整傾聽與承接，那麼就算是面對Levi這樣有能力完整表述自身經驗的人，都難保不讓他感覺天地之大無處容身。更何況是一個必須持續不斷往前邁進的社會？
因此，我們的社會對於政治創傷經驗的承接能力，決定了我們能夠探究到什麼樣的真相。這或許就是何以彭仁郁老師積極提倡創傷經驗療癒，作為促轉會優先工作項目的原因。
花亦芬老師書中，引述了Levi在其回憶錄出版40年後的另一本著作《淹沒與獲救》中的這一段話：「相隔這麼多年之後，今天我們可以很確切地說，集中營的歷史幾乎是被像我這種沒有真正看到究竟可以慘成什麼樣的人寫出來的。那些知道集中營真正慘狀的人，不是再也回不來了，不然就是因為他們當時受苦太深或驚嚇過度，已經心魂皆喪，無法再做任何觀察。（花亦芬，p384）」說明了真相的還原絕不單純只是資料的收集以及口述歷史經驗的整理。
所以在轉型正義工作中，有必要優先考慮創傷療癒嗎？各國的轉型正義雖必定考慮受害者的賠償、平反以及回復名譽等等問題，但這些都是很技術性的。如果不思考如何積極承接每一位受害者的創傷經驗，那麼「真相」或許便沒有真正被釐清的可能。即使我們奮力衝破了些許加害者責任追究的阻礙，也未必能夠帶給受害者真正的療癒。
參考資料：
1.《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衛城出版，2015。
2.《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花亦芬，先覺，2016。
3.彭仁郁老師20180530《臨床心理專業與社會責任》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