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人都跌入深淵

文/李維倫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這幾年有機會跟中國的心理學界與心理治療界朋友來往,也認識了許多博學正直之人。朋友間在學問與心理治療臨床工作上的相互砌磋,實是人生樂事。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之初,我就十分關注。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要問的是:在我們眼前呈顯的是什麼?當把種種事象聚合起來,在我看來,正在發生的不只是疫病災難,更是人性的災難。因此,隨著疫情擴大惡化,我對朋友的擔憂加深。所擔憂的不只是朋友與其家人們的生命安危,而是看到逐漸浮現的人道危機而憂心:朋友們可有保守安心之道?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瘟疫》(La Peste,或譯《鼠疫》、《黑死病》)雖是虛構但其所呈顯存在處境卻在今日成為現實。書中的一句話「能夠對抗瘟疫的,就是正直(the only way to fight the plague is with decency)」常被用來鼓舞大眾持守自身對抗疫病。然而卡繆也有這樣的描述:

「我最後明白了,這麼多年來我雖然全心全意地認為自己在對抗著瘟疫,卻始終是個瘟疫的受害者。我瞭解到有數以千計的人死亡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由於我認定那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其他人似乎並不為此困擾,或者至少他們從未提起。而我卻覺得喉嚨像打了結。我雖和他們在一起,卻備感孤單。有時我向他們表達我的顧慮,他們會叫我想想真正重要的事,並提出許多看起來都很冠冕堂皇理由,硬是要我吞下難以下嚥的東西。」 「長久以來我感到羞愧。儘管沒有直接參與,儘管是出於善意,也還是一樣,羞愧得想死,只因為自己也曾經是個殺人兇手。漸漸地我認識到,即便是高人一等的人,到了今天也難免要殺人或放任他人殺人,因為這是他們生活的邏輯。而在這個世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置某人於死地。」

在瘟疫蔓延時,要分辨出「正直」甚至採取「正直的行動」,非常困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殺人或放任他人殺人」當作「正直」?病毒不只引發疫病災難,還有更具毀壞性的人道災難。我不認為人道危機只會發生在特定地方,我也不認為人道危機只會發生在疫病橫行的中國。在台灣,我們早已曝露在疫情之中,我們也早已進入了人道危機的預備隊;我們不也擔心著自己與家人的染病可能性嗎?或許不久之後,我們難保自己不會在行使「正直」時卻成為人性之惡的僕伇。當人道危機來臨,我們該如何自處?

卡繆藉著小說中的人物塔魯(Tarrou)道出瘟疫蔓延時的三種角色:禍害、受禍害者以及真正的療癒者:

「我想說的只是,這世上有禍害(pestilences)也有受禍害者(victims),而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拒絕站到禍害那邊。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分辨並不難。我不知道它難不難,我只知道這是真的。我曾經聽過無數論證不僅差點讓我暈頭轉向,也讓其他人暈頭轉向到了同意殺人的地步,因此我了解到人類的所有苦難都源自於沒有把話說清楚。所以我決定無論說話或行動都要清清楚楚,讓我自己在正確的路上。因此,我說這世上有禍害也有受禍害者,再無其他。如果說這句話讓我自己變成禍害,至少我不是有意的禍害。我盡量試著當一個無辜的殺人者。你瞧,我的野心其實不大。」
「當然,必然有第三種類別,那就是真正的療癒者(true healers),不過人們不常碰見這種人,因為那很難成就。所以我每次都決定站在受禍害者這一邊,盡量降低危害程度。在這個位置,我至少可以試著看看人如何能夠成為第三類人,也就是如何獲得平靜(at peace)。」

李厄(Rieux)醫師接著問塔魯是否知道如何才能獲致平靜時,塔魯回答:「知道,同情(sympathy)。」人道危機的出現是因為眾人不知不覺站到了禍害的那一邊。然而性命難保,走投無路時,又如何能苛責大眾呢?大難來時各自飛,不就是理所當然?其實,我的擔憂並非想要進行任何苛責,而是為了祈求眾人,包括我自己,免於羞愧以及羞愧難當下的災難作為。當災禍四起,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如卡繆筆下的塔魯,隨時警醒地站在受苦之人那邊。我也想尋求成為那種第三類人,真正的療癒者。不過卡繆所說的「同情」是什麼呢?要如何抵達呢?在人生的極端處境下,常規時期的心理學能夠說明嗎?如果有人問我,該如何回答呢?2月7日武漢李文亮醫師過世後,我在澈夜難安的情況下寫了底下的文字。

我想,這就作為一個嘗試的回答吧!

心理治療者的試煉:當所有人都跌入深淵

文/李維倫

我親愛的心理治療伙伴們:
我們所經歷的,不是疫病的侵襲,而是真相的侵襲。在真相的侵襲下,我們面對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人性。

驕傲者揮舞著驕傲抵擋真相,
自信者揮舞著自信抵擋真相,
理智者揮舞著理智抵擋真相,
權力者揮舞著權力抵擋真相,
號令者揮舞著號令抵擋真相,
心理治療者揮舞著心理治療加入抵擋真相的陣營。

當真相令驕傲、自信、理智、權力、號令一一成為虛假你當真相信心理治療不會陷入虛假窘迫之中?

於是,我們與眾人一同跌入深淵。

深淵中,
充滿了絕望者的狂歡,
驕傲者以怨恨憤怒狂歡,
自信者以憂愁頹喪狂歡,
理智者以疏離冷漠狂歡,
權力者以殘酷蠻橫狂歡,
號令者以囂張喧鬧狂歡。

病弱者被拋棄,怯懦者被斥喝,不忍者被嘲笑我們不但將失去生命,也將在絕望的狂歡中失去人性。

世界傾圮。

我親愛的心理治療伙伴們:
請不要抵擋真相,請不要絕望狂歡,請明白,無依無靠的深淵就是我們的安居。
當真相宣示,我們聆聽,我們無法爭奪生命,但我們必須在深淵中充實人性,我們將如此領受真相給予的方向。

我親愛的心理治療伙伴們:
這是心理治療者的試煉深淵真實不虛,請在無依無靠中,面對受苦的面容領受方向,成為力量,給出撫慰。

我需要心理治療/諮商嗎?

【我需要心理治療/諮商嗎?】 #三大問題解析

文/王思涵 臨床心理師

經常會有人到診所/諮商所,甚至打電話詢問這個問題「我需要諮商嗎?」。而這個問題,問一百個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會有超過一百種的答案。這一百多種可能都是對的,也可能沒有任何一個能貼合你的感受。會問這個問題的,通常還會伴隨其他的疑問,「怎麼樣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諮商?」「心理治療跟諮商到底是什麼?」「我應該看健保門診還是心理諮商好?」上述這些問題,我會試著在接下來的文字中給出我的答案。

「我需要諮商嗎?」
「怎麼樣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諮商?」
「我去做治療是不是表示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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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附身到啟示:榮格與人類學、療癒劇場交會的靈光

在台灣街頭巷弄的宮壇中,乩童透過神靈附身來為民眾辦事是在地宗教生活中的尋常景像。尋求乩童解決問題的,也不乏被「靈」干擾的民眾。「靈」既是問題的根源,也是處置問題的途徑。「靈界」雖然不曾出現在學校的教科書中,卻是台灣民眾日常宗教生活中既熟悉又真實的體驗。這樣的體驗往往與生活中的難題密切相關,尤其是身心莫名的窒礙失調。兼具精神科醫師與醫療人類學家身分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經把台灣乩童的辦事與精神科醫師的問診與治療互相比擬,為宗教處置與精神醫療的對話提出洞見。台灣的心理學家余德慧與彭榮邦也將本土的牽亡儀式理解為文化療癒,透過為亡靈所憑依的師姑,聯繫生者與死者,回應失親的思念與傷痛。像台灣的乩童與靈媒這種「以身為度」的宗教儀式專家,在人類學者的民族誌書寫中出現過的例子不勝枚舉。換言之,對於人類意義世界的研究幾乎無法不同時討論各個文化對於神靈世界的理解;而對於神靈世界的理解,也往往要通過對附身現象的勾勒與探究。 閱讀全文〈從附身到啟示:榮格與人類學、療癒劇場交會的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