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個人生命的疑惑與困境，我們常常看書尋找答案，而出版市場也一直存在所謂的「心靈類」書籍，它們作為一種自救（self helping）手冊，涵蓋了心理健康、宗教修行、身心修練、諮商心理、精神分析等領域，試圖幫助讀者在面對其各種複雜或難言的生命處境時，回答「我該怎麼辦」的生命大疑。這些書籍的一個重要課題時常是：「我」如何變得不一樣――如何跨越自己的限制？如何接受現狀？如何改變自己的觀點？如何走出受苦的處境？而這些問題都涉及了自我轉化（self transformation）的如何可能。
然而，這類「療癒書」、「轉化書」、「心靈書」琳瑯滿目、多如牛毛，且這位上師、活佛，那位醫師或通靈者，各立山頭，各有法門和路徑。那麼，讀者該怎麼選擇？該如何閱讀？怎麼讓自己和這些道途相關連？怎麼使這些關於人類心靈的智慧成為驅動困頓處境的力量？這可能會是另一層負擔和徬徨。在學術的嚴肅討論上，這涉及到「自我轉化」現象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層次議題。而本書的價值即在於，余德慧老師一方面（並非系統性地）觸及著這些根本而困難的學術課題，另一方面以一種面對著諸多「道途」上之流浪者（＝學生＝讀者）的口吻來談話，站在後面這個有著生命之大疑的凡人的位置上，他既熟悉「俗世」和「轉化」這兩個領域，也深知自我轉化路上的各種陷阱、迷障或困境，例如：轉化的邏輯和俗世的邏輯為何時常相互悖反（因而讓人感到畏懼）？想要自我轉化者是否一定要修行？是否不同的人應當選擇不同的模式，沒有一條絕對或普遍正確的轉化路徑？但又要如何得知：適合自己的路在何處？該怎麼讓肉身切近之？
由於理解人類自我轉化現象的關鍵處（同時也是困局），余老師帶著讀者對諸多「轉化書」進行後設式（meta-）閱讀：一方面，這是一種對心理經驗的現象進行經驗還原的閱讀方式――如果某本書所揭示的經驗是一種轉化經驗，那麼那個經驗是如何構成的？它告訴我們什麼意義？另一方面，則在累積多本轉化書的閱讀後，橫向比較分析不同的轉化模式間，以及俗世和轉化的區別處，超越表面的歧異性，看向深處的相通處及關鍵的分叉點為何。余老師一點也沒有遁入學術性的討論（即便其談話不一定是不艱澀的），他一直回到一個求道者的位置去問：每一本書（＝道）告訴我什麼？跟「我」的關連是什麼？「我」該如何沿著它繼續走下去？或者應該踏著它的基礎也同時放棄它，走向另一條探索之徑？在這個意義上，余老師的後設閱讀對求道若渴者提供了很「貼心」的談話――超出各種門派各自的本位，他試圖站在一個更寬廣的理解位置上，但不只是「評點」或「比較分析」不同轉化書而已；在每一次的課堂上他一再透過案例提示學生的是：每個人如何沿著自身的條件性，走一條自己獨特的轉化路徑？（至於何謂條件，詳後述）這個宣稱是普遍的，但個體的轉化之路則只能是殊異的，「鑰匙」只能在個人身上。每一本「轉化書」隱而不宣的潛在話語是：「這樣做是對的」或「請遵循我的道」；卻未曾給我們一個參照系，以及一些基本原則，告訴我們如何依照自身獨有的狀況，選擇一條適合自己走的路。
可以說，這本書有兩個面向的「寬廣」：一來，它不採任何「法門本位」下的限定性或規範性的話語（因此也就無所謂反對或贊成），而是回到個人「存有大地」的經驗層次，來談這樣活或那樣活的可能和意味。二來，透過十幾本「轉化書」的閱讀與比較，將轉化現象放回生活世界的條件性與處境性來考察後，它告訴我們，沒有誰被允諾握有轉化的「鑰匙」――修行人未必有，不修行之人未必無緣。於是乎，「殊途同歸」便是有可能的（但其實每一個轉化現象也並不「相同」）。這絕非過度的樂觀，忘卻了轉化的艱難之處，事實上這一點正好是每一次課堂探究的重點；重點在於，余老師告訴我們轉化現象的發生與否絕不是寄寓於修行形式的有無。於是，他帶著學生閱讀川端康成的文學經驗，閱讀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大江健三郎的《靜靜的生活》以及（較早讀過的）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等，在余老師的眼中，這些小說家（＝非一般意義下的修行人）筆下所揭露的經驗，已使他們的書具有「轉化書」的資質了。於是書中主人翁的生命歷程，就可以作為轉化歷程來加以考察。在這個意義上，余老師對於轉化的構想是寬厚的，特別是他在安寧病房的研究經驗告訴他，在臨終轉化的課題上，權貴階級或販夫走卒等社會性、階級性的區別並不重要，關鍵是在他處。
轉化的技藝學
余老師怎麼閱讀「轉化書」？面對每一個想法、實踐、背景和處境各不相同的轉化經驗，他有無基本的分析詮釋框架？他都是透過什麼理論性「透鏡」來幫助他觀察分析？這裡，我們用「轉化的技藝學」命名之，一方面具有說明余德慧老師如何理解轉化現象的認識論意義，另一方面亦具有實踐上的意涵。意即，它可以是一個高層次的自救手冊，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它讓讀者對於自己該走上怎樣的轉化之路，有一些指導性的效用。
一、條件的意義
大家先要知道的是，『生活的形式』其實只是一個處境上的要求，像我念高中的時候，每天早上都四點起床，因為我晚上九點就睡了，所以早上四點就睡不著。最重要的是，我四點半要聽正聲廣播電台的英語課，因為鄉下沒有什麼美國人，都聽不到人講英文，只好聽廣播，這也是一種生活形態。我媽也是每天四點起床，因為她要準備飯菜給大家吃，接著五點就出門割香蕉還有巡田，大概八點前就不工作了，因為太陽太大。下午四點才又去田裡……。（引自本書第七講〈修行是動詞〉）
余老師講述著：自己身為一個台灣南部農村子弟、一個升學主義下高中生，跟母親所生活過的歷史片段。類似這樣的描述，就是他在本書時常論及的「生存條件」：從特定的社會、經濟、地理與歷史條件下，在某個家庭或社會位置所進行的必要日常操持中，揉合個體所處的生命階段及其特殊的秉性或際遇，造就了一種個體依傍於其上的結構性處境，由此生成其存在的光景與氛圍。談論每一個案例時，「個體如何沿著……（某種）條件與處境，走入一條獨特的轉化（或不轉化）之路」，這句話差不多就是余老師分析案例時的分析與講述的手法。那關鍵性的「誰—沿著—某條件」是考察的重點，一定要從經濟社會面、物質面、身體面、日常面為起始，走向心理與靈性的層面，而且不斷復返、來回與循環。余老師總愛說人是「摸著石頭過河」，也用這個意象來描述人在修行之路上的動態發展，「沿著」是動詞，是在時間中流轉、變動，動詞之前是某人依山傍水而來的生存姿態，動詞之後是當下這個時空條件下所給出的處境（situation），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構造。余老師的故事總是掌握著這兩者彼此辯證的推進動力，所有超越性和不可超越性都寓於此間的張力或密合。
譬如本書論及的《遠離悲傷》，作者鄧美玲談論著親人的死亡；《最後的演講》中的蘭迪．鮑許（Randy Pausch）教授和《生命告別之旅》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則是作者自己必須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他們共同被迫面對生命中的遽變，都經歷過一段難熬的苦痛和失措，但他們的轉化路徑是循著身上原有的資質和條件開展出來的。例如鄧美玲原先是沒有修行的，但有著報社記者的工作經驗與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背景訓練；蘭迪這位認真、風趣且認真教學的大學教授，面臨了胰臟癌的襲擊，轉而發願要克服障礙、實現兒時夢想、幫助別人實現夢想、把握每一時刻；單樞機則原本就是天主教的修行人，臣服於神，面對癌細胞，他繼續臣服、向死而生，一分一秒地臣服、服從於天主。余老師將引領讀者，領會這些先行者如何順著自己當下的條件，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轉化之路，並看到人與其處境間動態的辯證歷程。本書動人之處在於：無路者，只能繼續硬著頭皮前行；深陷絕境者，卻在絕路逢生，找到自我轉化的旋轉門。這本書的分析展現了個體「社會面—處境性—心理歷程」彼此影響的連動關係，以及不同生命時刻「人當何所依歸」的深刻討論。沒有人是一下子走到修行的狀態中的，一切要從非常具體的條件開始。條件帶出處境，處境給出了人間，有的處境讓人卡住、滯鬱，有的處境帶來助力；也有人是身心陷落之後，因機緣性遭逢而產生轉化的。說者說書，讀者則用自己的肉身體會來聆聽，由於是具體案例，我們可清楚自己與某位作者的生命經驗產生共振，跟另一位則相去甚遠，從中琢磨自身的存在。這是一本有溫度的書：不同先行者的生命風景向我們不斷展開。
二、生活中的小細節
余老師晚年，其學術風格同其生命體悟，轉向了對生活中小細節的關注：物件、話語、食物、舉動、時刻、小儀式、聚會……。這些小事物在他眼中，時常構成存在的光暈，甚至是某種支撐人存在的最具體的條件。我們活在生活細節中，細節牽動我們的悲喜。在此不談大理論，而談那柴米油鹽之間「活著」的況味如何被營造出來，甚至可以說，我們就等於在柴米油鹽之間構成的生命感。
譬如，當處理《凝視太陽》一書的死亡焦慮或恐懼時，面對著死亡所給出的「無法面對卅不面對」又「無法抵達」的困頓中，余老師提出生活中的「小東西」常有一種「行巫」的能力，為虛無的狀態帶來承接。當談到手做小物、燒一頓菜款待朋友親人，或廟宇空間的縈繞氛圍時，這些相當不同卻各有「味道」的事物，呈現為一種接引，讓我們得以「接近」（但「接近」二字後頭，並沒有作為受詞的「什麼」［what］存在）。以帶來接近的東西，處理無法抵達的死亡恐懼。透過這樣的迂迴，創造某種生命感的氛圍，懸置了死亡恐懼。「小東西」具有迷惑意識的資質，讓人產生不了可以認識的內容，卻意外帶來身心的護持。另一次，余老師談及社區療癒空間和老人安養的問題，「小東西」變成了更大的具體生存空間，但討論的依然是其「接應」存在的資質，讓人更清楚，物與環境是如何撐持著人的存在，抵抗心靈被淘空的危機。
在這一點上，余老師不只引用他最喜歡的川端康成，去談那「無法抵達的抵達」，他更用他熟悉的巫術現象，討論某些擅長做甜點或手工藝的人，帶給人們的「小確幸」，其實就是一種生活中的「行巫」。約莫在二〇〇八年之後，幾次聽余老師慨嘆他自己只會「做學術」，其他卻什麼都不會做，從這種「生活中的小細節」的理論觀點，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學術工作者擅長對於研究課題中的「什麼」和「如何」進行一種意識性的執取，但余老師似乎因為研究自我轉化，想要「繞過」這種過度主智主義而失去他種經驗事物的能力，於是他開始下廚，好幾次用紅酒燉牛肉餵養我們。我們開始意識到，「小確幸」和「生死學大師」並無違和，因為他關注的是事物的媒介（mediate）、質性、所能創造的氛圍、使意識的迷惑、耽擱或迂迴、在整體的部署位置和起的作用……。儘管如此，其實余老師自己是最佳的行巫者，語言依然是他的擅場。
三、物的空間
余老師對自我轉化的定義，基本上是「成為自己的不是」（become other than one self）或「成為他者」。所以，在他所認定的修行轉化的現象中，我們看到各種殘酷和他者性（otherness），個體在其中經歷了痛苦的蛻變。於是，一般所謂的「安身立命」，即創造屬於自己的堡壘，把所有的價值、信念、奉獻都放在這個堡壘中，成就安詳舒適的基地――這些全部與轉化無緣。
在當代現象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的啟發下，余老師嚴格區分了物的空間和語言空間（見本書第十四講〈物的空間〉），認為修行、轉化的「成為他者」之路，發生於物的空間。一般而言，人們透過語言而獲得對自我和世事的認識，但也多少被語言所蒙蔽，因為話語本身是符號性的、是意指的（to signify something）、是二元對立的、是聯想性的、是由一個靜態的語言結構和個體處境碰觸後生產出來的，它依附於處境而生，卻總以其片面性和自身的邏輯性，遮蔽了經驗與處境的流動性與意涵（詳見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遠離了個體生命。然而，「物的空間」並不易談，但對於熟悉中國的老子、禪宗或歐洲思想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或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讀者而言，會比較容易理解，這也是余老師的數個思想源頭。有趣的是，「物的空間」的「物」不是指「物體」，置放在此修行的脈絡下它仍是指個體經驗，但「經驗」如何等同於「物」呢？原來，余老師在這裡是要以「物」之為「非人」的他者性，針對涉及轉化的「個體經驗」，指出其中有著超越出個體所具有之屬性之外的元素與運動狀態，帶入德勒茲思想中「非人稱存有」（impersonal being）的領地來討論。他以非人稱存有區別於人格化存有（personal being）或語言層次的存有，提醒學生要小心：談論轉化經驗時，不可「認賊作父」（賊＝語言、人格［personality］或自我［ego］）。
修行領域中的「物的空間」，是一個怎樣的空間？首先，這是一個唯有透過碰觸（touch）或親身經歷，才能感知其存在的空間，否則完全無從得知。這種經驗質地具有一種「絕對的差異性」，余老師以饒富禪宗意味的說法是「就好像一個石頭打在你頭上，力道是多少，你就痛得多深刻」。這個空間的運動特性，就像盲人前行，若無過往的空間身體記憶，則每一步只能以接觸來進行感知，於是步履、地形、地心引力、身體應力共同形成了當下條件性，「修行之身」便在這諸種身體、空間、物理、個人歷史的部署（deployment）中，在各種當下的策略性運用或權宜之計中（而非計畫性的、境界論式的修練中），作為某種力量的環節（moment）而存在，經驗到精神層面的流轉、生成與變幻。這個抽象的概念解說，搭配余老師對個案如何從其自身具體條件「依山傍水走來」的說明，就會清楚。有時余老師在故事說到一個段落時，會出現好似「同語反覆」的語句：「你終於到了一個地方，讓你的身心在那裡活下來，然後你便成就了那種那種『活』的狀態。」其實這三句話分指個體存在的條件性（condition）、處境性（situation）、精神性（spiritual），而這三個彼此關連與交互影響的層次，使個體在其獨特際遇中開展成為一個力量聚、散、離、合的空間來。因此，個體作為空間，當中發生的是事物之間的連結、耦合、交互侵越與精神性的生成與流變。在這個空間中，道德退位，不談待人接物，不談為人處世，相反地，會出現余老師（引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所謂「修行界的地下人」，這樣的人無涉於道不道德的自我價值批判，因此也常以違逆倫常者的姿態出現於世。
在這個空間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這個空間中，修行者的修行實踐有著說殺即殺、一針見血的殘酷性；在這個空間中，人類領受「自然的行動」，以自身作為自然力量的介質或通過的場域，成就無人稱的存有狀態（但需注意的是，余老師並不承認存在一次性的頓悟或成聖，此後再無生命時間的流轉，進入永恆；相反地，他比較相信「聖」與「俗」之間的「旋轉門」式的輪替遞嬗，他研究的焦點也在於一次次轉化時刻的潛勢或動力機制）。
四、存在的手藝
或許，可以「存在的手藝」作為貫串本書談論修行與轉化現象時，一以貫之的主軸。余老師主張的修行之路，是一個寬大的修行之路――回到每個人的處境來談。每個人都可以沿著自己的處境，細細編織或琢磨自身的存在。這個轉化的概念框架並不提供修行的法門與步驟，它只啟發人的悟性，要人們摒棄意識的執取，但要注意「小事物」，注意那具有撐起某種存在況味資質的小細節。在論及余老師個人長年研究的臨終陪伴時，「陪伴」更以一種技藝學的形式被呈現：「沉重的拿捏」、「豐富的沉默」、「深思的緩慢」、「陌生的親近」等等，讀者一方面產生一種可以「拿來用」的「技術」的錯覺，但終究這些也只是「心法」，並沒那麼現成、可用，因為修行終究在個人。此外，在「自己對自己的琢磨」這種生存技藝或美學的層次上，其中的手藝是完全無法被橫向複製的，人僅能沿著自身存有的條件性發明自身的技藝，不斷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和改造，創造自己的、並非事先被規定好的演進歷程。本書的附錄〈心靈療癒的倫理技術〉演講記錄，雖然在時間上稍早於本書所謄錄的課堂講授（二〇〇六年），但演講中清楚提出「手藝」或「手路工」的概念，指出人類在各種條件、處境、心理狀態、日常操持中，以自己的存在為對象進行一種生存美學上的鑄造與修練，相當準確地點出了三年後「宗教與自我轉化」這門課被揉塑而出的進路。
關於課堂與編輯
一、說話風格
余老師時常「造新詞」、「舊詞新用」或創造新的語句構成模式，這在他而言，是研究上的不得不然，因為他認為很多既有的話語模式說不出特定經驗，甚至是對經驗的掩蓋。於是，打破語言中語意鍊的慣性連結，才能走出各種「已知」的經驗；唯有對語言進行實驗，嘗試新的勾連（articulation）方式，才有突破既有話語重圍的可能。這件事在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余德慧老師的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定期討論中特別明顯，師生們圍繞著每週進行的頌缽團體寫著田野筆記，揣摩著身體、精神與西藏頌缽波聲共鳴的關聯方式。以「身體經驗」作為研究課題，一開始就挑戰現成的描述性語言的界限，於是師生只能不斷地實驗新的書寫方式（破碎的寫法、激進的寫法、一種篆刻隱喻上「陰刻」的描述），試圖稍稍抵達那本身不言說的肉身之境。
二、素材選擇
回顧二〇〇六―二〇一一幾年來余老師「宗教與自我轉化」的課程綱要，可以看出，對「自我轉化的機緣、改變技術、療癒機制及其後設思考」的探討一直是這門課不變的核心，但在閱讀素材的選擇上，二〇〇六年的讀本內容涉及教門（基督教、佛教）與非教門（非神論、台灣本土宗教經驗）的修行。到了二〇〇九年，讀本的內容已經不以教門卅非教門來界分，文本的多樣性呈現出其直探「經驗」的企圖心，若我們勉強將這些讀本予以分類，它們包括：新世紀修行（兩本）、教門修行（兩本）、素人的邊界經驗（兩本）、宗教人生死經驗（兩本）、精神醫學與心理治療（一本）、新儒家（一本）、小說（三本）、記錄片（一片）。但很多範疇間的界線，如紀實卅虛構、教門卅非教門、宗教修行卅心理治療、素人卅修行人，在「回歸經驗」的研究取徑中，已然不具太大區別的意義（僅具條件性意義）。
三、講授方式
余老師有時並不直接談書本內容，他更著力於可用來讀懂書本的基礎觀念，有了這些觀念，幫助讀者可以對各「轉化書」進行批判性閱讀。另一方面，他一面在發展自己的「身體轉向」後的療癒理論，因此本書中有兩個講次，余老師回到「身體」這個介面，試著從這個視角開拓論述空間，而相關的成果可參考已出版之《宗教療癒與身體人文空間》一書。有趣的是，我們看得到一個學者在發展理論的半路上，怎麼在概念與現象之間琢磨彼此、左思右想，一步步地推進。
四、編輯方式
本書依據余德慧教授於二〇〇九年九月到二〇一〇年一月在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開設之「宗教與自我轉化」課堂錄音，進行謄寫、修潤、編輯而成。這本書絕對不是「原汁原味的余德慧」，主要原因是余老師當時面對的是多少了解他的學術風格的研究所學生，但現在，這本書面對的則是普羅大眾。基本上，針對語句的可理解性之上，我們做了一定的潤飾，因此難免某種程度上犧牲了余老師「造新詞」或「新的說話方式」等實驗性的知識開拓策略，但編者也因為理解並試圖保存這一點，而不斷在知識上必要的開拓和讀者的可理解度之間掙扎拿捏著。其次，每一個講次都是由同學們報告和老師評析所組成，我們不謄出同學們報告的內容，而是在必要時以「編按」的方式交代其重點，並補上課堂讀本簡介、當次課堂進行方式說明、相關典故或文獻的註腳，讓讀者在閱讀余老師的評論時，不會因為缺乏課堂脈絡而感到突兀或不知所云。第三，余老師講課時有「跑野馬」的情況，其以某個概念演繹出發，可能涉及時政、商業界、學術界或消費社會的批判，對此，我們在「與主要論點具相關性」及「是否涉及個人批評」的判準中，進行揀擇裁切。
重複還是創新？
余老師生前著作等身，在其身後，每一本書要被出版，我們都得問：是否老師生前已經講過了、寫過了？這到底是舊的東西，還是新的？在老師過世後的幾年再出版一本，有何意義？追根究底，余德慧思想的「未來性」究竟在哪裡？
碰巧在本書出版的前一兩個月，《人文臨床與倫理療癒》一書出版了。這本收錄了余老師晚年「人文臨床與療癒」思想與實踐，以及其他學者對他的閱讀與回應的文集，更可以回應前述這個大哉問。我們在此只能很確定一點：相較於余老師出版過的學術文章或一般書籍中，本書的概念可能是舊的，但是其對於經驗的講述「總是新的」。書中所有的故事不一定都是第一次講述，但其講述的手法、逐漸的開展、經驗的揭露，永遠都有「好像第一次」的新鮮資質。這是何以李維倫教授曾論及「余德慧經驗」，因為余老師的話語和引導，總是讓讀者經驗到一種只屬於那個當下的、獨一無二的的給出（presenting）和開展（unfolding）。在本書中，我們繼續親歷這個思想源泉噴發的現場：精彩的描述、多文本的並置、經驗與概念的交相勾連與彼此推進，是在這樣的聆聽經驗中，慈濟師姐的大愛手、臨終病房的陪伴經驗，乃至中國文人的聽泉、磨墨、禮佛、品酒等，上溯道家修行的「坐忘論」與「心齋法」……，一一被描繪終至領會。余老師總是展現出其「經驗豐富者」之姿，其思想與感受，如此流竄來去，能量相當驚人。有人用「汩汩流出」來描述余老師課堂上的聽講經驗，似乎聽者也能在課堂空間中，經驗其思考狀態中活水源頭，某個「宇宙」從那裡冒出來的創生感受。人文世界的溫暖與風景，經歷他的眼、沁入他的身，最後走出他的筆與口。
「余德慧開講」的經驗，作為再一次「天地的開啟」。本書的出版，希望能貢獻台灣社會一條「回到存在經驗」的「手路工」路徑。
致謝
本書的出版，感謝余德慧老師的妻子顧瑜君教授的慷慨應允。釋宗演師父提供錄音檔案，是本書得以面世的關鍵之一。余春蘭和彭聲傑兩位過往同學，在工作繁忙之餘接下了逐字稿謄稿工作：這是一個相當可觀且可怕的大工程，沒有入定的決心，是很難在脫離學生狀態之後完成的。特別感謝春蘭，在幾年前《宗教療癒》二書出版之際扮演救火隊後，接下了本書謄稿的大部分「苦工」，以高度的工作效率、態度、編輯能力提供高品質的課堂記錄，而彭、余二人更願意在身心俱疲地交稿後，接受後續修訂的請求。我想若非曾經被余老師感召、且此力量一直留駐生命當中，此事不可能在余老師身後成就。感謝張淑玫和陳雅玲，你們臨時而慷慨的救援，維繫了我們這群傻子前仆後繼之際苟延殘喘的力量。感謝朱志學，幫忙提供了文獻相關線索。心靈工坊的副主編徐嘉俊，從《宗教療癒》二書起就捨命編輯余老師的書，針對本書，除了對於我們這些投入謄稿與修訂的余老師學生給予很大的肯定與精神支持外，也提供了高品質的編輯，在此一併致上最大謝意。
註：本文為《生命轉化的技藝學》（心靈工坊出版）之編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