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臺灣精神醫療，長什麼模樣？
讓我們透過陳永興精神科醫師，於民國69年(1980)2月至4月間，偕同衛生署、處多人，由北至南走訪80家的公私立精神科醫院診所(不含軍方醫院)，考察的醫療設備及人力現況等調查結果，來窺探彼時期的精神醫療的大致樣貌。
首先是公私立比例，只有7家是公立機構，其餘62家是私人的診所醫院，11家是財團法人所屬；顯示政府對精神醫療的照顧，遠低於私人及財團法人的比例。地區分佈上，也呈現很不平均的結果，四大都市擁有過半的醫院診所，苗栗、南投、台南、台東、澎湖，這五個縣連一家精神醫院診所都沒有。
專業人力也是嚴重不足。彼時，臺灣的每萬人口只有不到0.1位的精神科醫師，達不到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十分之一。80家機構中，只有臨床心理技師24位，社會工作者27位，作業治療師35位，跟護理人員758位(其中436位有執照，322位無執照，稱為「護理助理人員」)。
這意味著，只有少數醫院(調查說，就12家！)可分配到較充足的設備跟人力資源，其他的62家的診所醫院，只能招募未受過完善精神科訓練，或參加退役軍醫特考及格，或甄選考試及格的乙種醫師來執業；在收容為主的私人醫院中，因為經費有限及專業人力不足，日常護理幾乎都由護理助理員或僅雇用男性工友來代替，更別提擁有其他職類的專業人員。
整體來說，這是一個精神醫療資源欠缺且分配不均，相關專業人員的質與量皆嚴重落差、不足的年代。
在有病房的58家機構中，只有12家的設備較完善，並提供有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復健作業、家族或團體治療、環境治療的配合使用；29家只有簡單的藥物治療，加上簡單的心理或作業治療；10家幾乎沒有治療，就是長期的收容或說監禁隔離。
普遍病人的活動空間狹小，鐵窗柵欄外，房內的設施簡陋，缺少各種休閒娛樂跟復建治療的設備；尤其在貧民施醫的特約院所或救濟院的附設養護所裡，這幾百人的擁擠環境中，病人的營養不良、衣服破爛、身體發出惡臭，皮膚病跟肺結核沒有獲得治療，餐廳、浴室、廁所十分陰暗、骯髒，都是發生過的事。
半數以上的醫院診所都缺乏護理站、活動室跟庭院，也沒有保護室、急慢性病房的區別，當病人吵鬧、暴躁或有危險舉動時，通常以禁閉室隔離，或施以腳鍊、手銬處置。陳醫師說：「這樣的日子既沒有歡樂也沒有希望，年復一年的在裏頭坐以待斃。」
收費方面，每個月包含醫藥、伙食的平均費用約8千到1萬4，但就像跟社會局(處、科)簽屬貧民施醫的34家的公私立特約的醫院診所，對病人的治療、照顧及設備的差異很大；每個縣市對精神病人的待遇也不一樣，沒有一致的標準。
病歷管理上，只有12家記載詳實且有專人管理，大部分52家的病歷內容都過於潦草、簡單，甚至連診斷、症狀描述跟發病過程都闕如，只寫上所用的藥物；甚至還有某養護所的病患住了十多年，其病歷只寫不到一頁。
醫檢設備方面，大部分的私人診所醫院都缺乏基本的血液、尿液等生化檢驗設備，只有公立醫院或少數幾家的財團法人醫院，才擁有上述及心電圖、X光、血清梅毒試驗或血清鋰鹽的檢測能力。
民國60年(1971)，官方曾從臺大醫院精神科做過的精神疾病的盛行率調查，推算出全省的精神疾病總床數應該有1萬5600床；但到民國69年止，病床數尚不到推估值的一半，僅有6023床，其中1780床在執行積極治療，4243床只收容長期的慢性病人。
他們的調查發現，彼時的精神病人一旦被送入住院，就很少有機會返回社會。平均82%的病人沒外出、外宿過，家屬地址不詳者達55%之多，當有地址登錄的病人前往家庭訪視時，僅30%能找到家屬；當時多數的私人特約精神病院都無提供積極治療，最終病人就是長期的與社會隔離，呈現出慢性的敗壞現象。
他們指出應該有超過60%的病人是可以回到社區治療的(尤其是20至49歲間的青壯年)。但因為：1.找不到或無家屬2.病人的症狀仍存3.家屬有照顧、情緒跟經濟上的困難4.社區的精神醫療資源跟經費嚴重不足5.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和接受度有限(彼時以排拒居多，現在可有太大改變？)6.尚未有保護救濟精神病患之人權觀跟社會福利辦法等……。
多數的他們(我們的家屬、同胞或自己)就難以獲得適合的精神醫療照顧，甚至餘生皆難以回家了。
陳永興醫師曾在報告的序言這麼寫：「筆者絕無批評或指責任何個人或任何單位的想法，相反的，對於所有從事精神醫療工作的個人或團體所遇到的困難，筆者有極深刻的體驗，照顧精神病人是極為吃力不討好，而為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想做的。可是要改善目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種種問題，絕不是靠少數現有的人力和設施就能解決的，因為這是整體社會的問題。」
是啊！如何照顧比我們弱勢的精神病人？這是考驗你我想要擁有怎樣的社會成熟度？以及保護彼此的身心健康和安全的問題。
參考文獻：
陳永興(1981)。飛入杜鵑窩──台灣地區精神醫療實況報導。自費印刷書籍。
註：本文照片皆引自上述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