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遙遠的臺灣東部的玉里小鎮裡，居住著超過三千名長年不能回家的人，他們是慢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以「思覺失調症」的診斷最多)；因為無家屬或親人已無力照顧等原因，他們被安置於此，成為戶籍玉里的近1/5人口。
平日，他們散居在「臺北榮總玉里分院」和「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的急性精神病房、慢性精神病房、精神護理之家、社區復健中心跟康復之家等單位；分別接受黃嬡齡(2018)說明的「三個層次治療性社區」的照顧。
第一個層次是協助個案的精神症狀穩定下來，透過藥物和規律的生活結構的安排，讓個案具備最基本的自我照顧和適應團體生活的能力；第二個層次是協助有工作和社交能力的個案，於院內外從事職能復健、心理團體等社群活動，或安排庇護性工作，進入心理意涵至實際參與社區生活。
第三個層次是當個案的精神症狀、自我照顧，於社區的工作和人際互動都獲得基本安頓後，進一步協助其和原生家庭重新連結、修復關係。說實話，第一個層次的目標多數人都可以達到，但到第二層時，只有不到一成的人可以真正進入社區工作和生活；能與原生家庭修復關係者，來得更少更少了。
上述現實和黃嬡齡的論文都指出，如果「不能回家」是多數於玉里的慢性精神疾患者的遭遇。那麼，關於他們不停地向我們工作人員訴說的「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回家」的呼求，我們要怎麼回應呢？
榮院的狀況我不熟，玉里醫院會告訴「想要自由」的個案，你可以參加職能復健課、心理會談或心理團體，你可以打電話請家人來看你、讓你請假外出；你若表現好、守規矩或工作穩定，你可以參加每周的福利社購物，還有機會到病房外或社區工作，有資格參加定期舉辦的逛早夜市，或台東、花蓮一日行的自費旅遊。
聽起來還不錯吧！但每一百名學員裡，除了上課、上福利社較容易達成；其餘項目可能只有不到1/5的學員可以享用。上次李維倫教授在給我們團體督導時說，個案在「病人」的角色外，也有「社會人」、「家庭人」(我們私下補充，還有「娛樂人」、「美食人」、「戀愛人」、「性愛人」等)「作為人」的各面向需求。
即使在熱門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跟2019年5月17日已通過《同性婚姻專法》的臺灣；一名精神疾患者，在其「病人」的角色外的其他身分和需求，又有幾項被尊重、承認和回應呢？
對於「想要回家者」，我們醫院從社工到各科室，也做了不少努力。除了華人的三大節日(過年、端午、中秋)必有的住民「吃辦桌」；職能/社工/心理仨專業人員，也會搭著思親的各大小節日，舉辦應景的或關懷心情的活動。
更積極的作法，則是過年時候的返鄉列車、昨天辦完的懇親會，跟每年舉辦的家屬座談會(已成傳統)；這兩年因著科技的進步，社工師正在推行「視訊懇親」的方案。(請給我們的同仁們肯定和掌聲！)
同樣的，除了「吃辦桌」容易達成，其他的返鄉活動的參與人數也還是有限；至少3/5以上的學員，因為失親、喪偶、遊民身分、家庭關係破裂、精神症狀明顯、內外科病情等因素，無法和家人見面，聯繫彼此感情。
幾乎每一位仍有家人的學員，都會經歷到不同程度的思親、念家的痛苦；有的有很深的被遺棄感，出現逃跑或嚴重的自殘、自殺，不想再活下去的衝動；有的出現言行瘋狂，覺得所有人都在礙著他；有的漸漸把情感轉移到其他病友，視醫院生活為自己的第二個家。
有人在多年後的返家，發現人事已非，最終不再抱此希望；有人成功試過院外生活，卻自願返院，因為社會的汙名化、歧視跟經濟壓力，都不如院內有同儕、專業人員的支持的庇護性環境好。當然也有部分學員，此時仍在想家跟症狀的起伏迴圈中輪轉；也有好一部份學員，因為嚴重的智能不足、精神症狀或內外科問題，不明顯有此議題。
現在在面對這一群不能回家的人時，我知道，多數的家屬並不是沒有照料過他們，只是久病無孝親，一旦他們的混亂，超出家庭的情感/照養/經濟的負荷能力過多，家屬只好將他們送進機構安置，以避免更大的家庭耗傷(或發生悲劇)；我也看到，在現有的健保人力和經費底下，醫事人員光是把平日的醫療常規作業，行政跟評鑑要求的各種書面記錄完成，就已經疲於奔命。
縱然如此，我們如今也有摸索到，只要我們願意，在一些行有餘力的日子裡，在系統的小資源、小縫隙裡，我們還是可以從三方面來提供學員們個別的服務：一、支持他在院內的生活更穩定，獲得歸屬感跟替代性的情感關係；二、協助他改善和原生家庭的關係。三、承認、接納並更多地回應他們在「病人」的角色外，如我們同樣的各種人性的需求。
會不會這一群不能回家的人，是來教我們什麼是愛的？
參考文獻：
李曉梅、黃秀雯(2005)。運用口述歷史方法探討病患願意以院為家的因素──以玉里榮民醫院康復之家精神病患為例。網路資源：http://kkppmed.kmu.edu.tw/~kkppmed/moral_down/0625/auditorium/wish.doc
黃嬡齡(2014)。在一群沒有家的人身上探問什麼是「家」。收入黃應貴主編《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群學。
黃嬡齡(2018)。治療性社區玉里模式的在地實踐。收入蔡友月、陳嘉新主編《不正常的人？臺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聯經出版社。
附錄：2019/4/24，我陪伴萬寧院區住民「花蓮一日遊」的紀錄
「到家了！我們到家了！」
我轉頭一看是誰在呼喊？只見大巴士的走道已站滿一群等待下車的學員，他們手上提著剛從花蓮市愛買採購回來的400元「戰利品」，神情滿意地等待下車。雖然我還在提醒他們「東西都要帶喔！OO你的外套沒有拿！」但心中仍被學員的「家的呼喚」給觸動到。
如果你知道他們是玉里醫院的慢性精神住民，如果你懂，他們多數已沒有原生家庭可回去依靠；或許你對於今天我們9名工作人員和他們的互動，及這名學員返院時的「家的呼喊」，會有如我一般的感動。
今天是我們萬寧院區住民的春季旅遊，53名學員由1名護理師、5位職能治療師、2位社工師跟1名心理師的陪同下，出發了！
首站是陸客不見的「北回歸線」，我們小解、拍照後就往光復糖廠駛去；車上播放的是學員點名的「豬哥亮秀」，坐我旁邊的長輩住民，不時笑到身體顫動，另一段播「超人電影」時，他則不怎麼感興趣的打瞌睡。
到糖廠吃冰、參觀林田山導覽、午餐吃滿妹豬腳，重頭戲的逛花蓮市的愛買，跟去瑞穗牧場吃點心、上廁所時，他都蠻清醒的，還跟我說：「東西我自己提就可以。我知道走路要小心。我的午餐不用剪碎。我膀胱行不用一直要我上廁所。」
我盡量順著他，就在一旁守著，我發現我的工作夥伴也都如此，這不就是我們期盼的精神疾患和專業人員(甚至與常民間)的開放式互動嗎？此刻，精神病退成似沒那麼刺眼的血糖、血壓等慢性病。
「精神病」被放到背景(前提是有醫療、家屬等相關資源的支持協助)，患者能以自己的「人」的位階、面貌跟特質，與我們日常相處、往來互動。
我知道，目前多數的精神疾患，還是被以「見病不見人」的方式給對待著(你可知道，這有多苦？)未來，我們的社會能否「見病，更見其人」？畢竟在一個家裡面，我們都需要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其次才是我們生病的部分。
到那時，我們或許更接近這名學員說的：「到家了！我們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