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帶了好幾位研究生寫「生命敘說」，特別是以「自我俗民誌」的書寫方式作論文。自我俗民誌，簡言之，就是「自傳＋俗民誌」。其中的「俗民誌」在人類學寫作上更常見的形式就是「民族誌」。由於我帶的學生多半是做社會文化與臨床實踐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不是什麼「民族」，而是自己所參與的俗民生活，因此我們就把「民族誌」改稱為「俗民誌」。
什麼是「俗民生活」？再來一次簡言之：就是人人都在過的日常生活。只不過，凡是值得敘說書寫的，就不是什麼「正常」的「日常」。其中總有些特殊的生命性質激發了自己的寫作意圖。這樣的生命性質，說它是「不正常」也並不為過。
我曾經翻譯出版了一本精神分析的名著《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精神分析，四十四年的探索》（The Suppressed Madness of Sane Men: Forty-four Years of Exploring Psychoanalysis），作者梅莉恩•糜爾納（Marion Milner）是引用哲學家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的用語作為她的書名。但這本書是題外話，我該談的是另外一本譯作，卡爾•羅哲斯（Carl Rogers）的《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On Becoming a Person），廖瞇聽了我的推薦，開始認真投入這本書。
羅哲斯這本書的關鍵字眼不是「正常／不正常」，而是我最初跟廖瞇說的regard──並且在通信中，我特別說：這個普通字卻不好用中文來理解。西方人寫信，在署名之前加上 Best Regards，那是再普通不過的問候語，但我們若學樣說「（致上）最高的關懷」，那就太彆扭了──或者，你要怎樣表達你的關懷？
在家人之間，有一種必要的關係，我們的古書上說的「尊尊／親親」。我不是要在這裡進行訓詁考據，而是要說：這種套套邏輯，表達著「必要」，但卻不是充分的表達，以致我們的傳統表現出不知如何親其所親，乃至一直表現著近而不親的現象──我們在家人之間沒有多少可用的問候語，甚至在朋友之間寫信時也不能寫出 Sincerely Yours, Yours Lovingly, Always Yours, 等等。我們還覺得嘴巴裡說出「我愛你」是挺肉麻的。總之，我們不說我們的關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後來只剩噓寒問暖，只問吃飽了沒而不談相思的傳統，實在太含蓄，太離題，根本不是親親之道，然而我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生命敘說中所談的「生命」，八九不離十是在談家人之間的共同成長。像這樣的主題，在心理治療／臨床／諮商的專業培養過程中，一定要經歷過有督導的敘說，把其中的關懷揚升到至高的境界──至少要能在書寫中寫出東西來，要言之有物，因為我們的傳統把我們淹沒太久了。然而，在學院訓練中，生命敘說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很多人嘗試，但能寫得好的，還是不常見。精神分析的一位著名作者托馬斯•奧格登（Thomas H. Ogden）在他二〇一六年的一篇文章〈精神分析中的語言與真實〉（On Language and Truth in Psychoanalysis）一開頭就說：「作者在本文中首要的聚焦之處在於語言所扮演的角色──在分析療程中如何用語言把（患者）生命經驗中的真實帶出來。」（The author’s focus in this paper is on the role that language plays in bringing to life the truth of the patient’s lived experience in the analytic session.）。這大約是專業訓練的最高理想。為此之故，我特意發展出「自我俗民誌」的寫法來為生命敘說另闢蹊徑。在這過程中，我的教學常常強調：我們不是不認得親情，而是缺乏表達的方式。我們不太會說，因此最需要學習的，其實就是文學。
廖瞇是個寫作好手。我最初認得的她，只是一本以哲學為主軸的兒童月刊裡的一位小編，沒機會看到她的寫作。甚至還因為她的本名而錯認為另一位同姓同名的人。她開始來徵詢我對於諮商／心理治療的意見時，我還不知她的用意何在，給的建議書單就是我翻譯的心理治療的經典著作《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以及一本後現代的翻修《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Therapy as Social Construction）。沒想到她當真看了書。就第一本，看得比我的學生仔細，還身體力行。相形之下，我的學生不知有什麼障礙，說不出這本經典的好處──也寫不出廖瞇風格的描述。
廖瞇寫的是「非小說」。他描述真實經驗，譬如把我這個諮詢者也寫成書中的一個角色，叫做「宋」，但我在閱讀時只當那是個小說裡的角色。當我的學生苦追著「自我俗民誌」時，他們為了描述真實經驗而忘了小說的寫法。因此現在我必須向學生推薦廖瞇──無論說她對關係的把握，對事態的細描（或叫厚描、濃描），都接近古典大師的期待（我是說心理學家羅哲斯，以及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並且在描述中展開了一種很特殊的形式，是廖瞇和滌一起發明的「微分法」（不是微積分），運用起來像巴洛克音樂那般綿密，手到擒來，全不費工夫。我們該學的是她。
我說了什麼「正常／不正常」？我們需要這種陳腐的詞彙來過日子嗎？一個極難相處的家人，在對話中展開關係，不必叫他有潔癖的弟弟，就叫他「滌」──廖瞇滌清了日常生活裡所有細密糾結的亂麻──雖然我不知後來會有什麼結局──過日子本來就不會有結局。好好對話，就贏來過日子的常道──是的，《道德經》裡的那種，以常名為名的常道（A Way of Being）。晚年的羅哲斯也常談這，譬如他的天鵝之歌，即他的最後一本書，A Way of Being，不用翻譯，廖瞇一定沒想到，但也一定知道這不是巧合吧？
作者註：本文為修訂版，與書上的序稍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