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六年，西元1917年，崛內次雄聘請日籍教授中村讓來台授課「精神病學講義」，從此開啟了臺灣醫學界對精神疾病的專業學習。
陸續中脩三、奧村三吉、米山達雄、黑澤良介等精神科醫師，也相繼來台進行教學研究工作。隔年，台北市的仁濟院開始較有規模的收留精神病患，這年代採取的都是「監護隔離」的方式。臺灣總督府曾於1923-1935年間，派警察做過5次的人口調查，中脩三認為，此時全台的精神病患人數，應為官方調查的兩倍，約七千人左右。
昭和四年四月(1929)，時任台北醫專精神科教授的中村讓醫師，在台北市舊宮町建立可收容41名精神病患的「養浩堂」病院(設有監置室)，是臺灣精神病院的始祖；昭和九年(1934)，臺灣總督府於松山五分埔設立「養神院」精神病院，由中脩山教授擔任醫務主任，是公立精神病院的濫觴。
昭和十一年(1936)，日政府公布「精神病院法」及「日本精神病者監護法」於台實施；同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現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成立。隔年(1937)，日本政府指定台北養浩堂醫院、台南永康莊私人醫院為精神專科醫院，台中救濟院附設靜和醫院為代用精神醫院；此時的收治規模都不大。
昭和六年十二月(1939)，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開設精神患者的住院病房。昭和十六年五月(1941)，根據醫生助手渡辺元的說詞，彼時治療以「電痙攣」為主，且因戰時的藥物缺乏，奎寧跟胰島素都難以供應，故無法進行「胰島素休克治療(insulin shock treatment)」。
昭和二十年(1945)，台北帝國大學醫院遭到美軍的炸彈攻擊，全院疏散至大溪；彼時的台籍精神科醫師仍相當少。二戰後，國民政府遷台，整個社會突然陷入一場翻天覆地的震盪。
民國35年(1946)，日籍教授中脩三返回日本，由副教授黑澤良介繼續教學至該年底；36年1月由台籍林宗義先生出任主任，此時台大精神科的房舍破舊、設備簡陋，一切都等待重建。
林宗義指出，因為台灣深受日本沿習的德國精神醫學理論體系的影響，故戰後初期使用的診斷名稱都和日本相同。但不久，他們就得開始學習北京話跟大陸帶來的美式醫學教育；民國39年始，台大醫院的病歷，也從日文、德文轉成中文、英文紀載。
這初期，林憲教授說台大精神科是以「比較文化精神醫學」為重心，並投注「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的研究。這年頭，還有兩個風潮，一是留學美國，二是動力精神醫學的興起；隔年，台大開始進行個別的心理治療。民國42年後，精神病房的治療團隊，開始有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跟職能治療師的加入。
44年(1955)，臺灣省衛生處成立了「心理衛生委員會」，由林宗義醫生負責全省的心理衛生工作的策劃；同年，台大醫院設置臨床心理部，由柯永河先生擔任主持人。45年，臺灣省衛生處跟台大醫學院合作，創設「台北心理衛生中心」，一來進行兒童心理行為問題的輔導、診治工作，二來實驗社區心理的保健服務，並從事出版、專業人員培訓跟國際交流等活動。
這幾年，台大醫院的門診患者激增，精神科病房除了進行身體療法為主的胰島素休克療法、電擊痙攣療法、持續睡眠療法跟發熱療法外，也輔佐作業治療跟康樂活動。
民國46年後(1957)，除了電療法外，胰島素療法已逐漸取消，改由精神藥物跟各種心理治療、行為治療、團體輔導、康樂活動、生活輔導、社區復健所取代；對病人的管理，也從傳統的監禁逐漸走向半開放甚至全開放的管理模式。
根據陳永興醫師的研究，民國69年前(1980)，「貧民精神醫療」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彼時稱呼為「貧民施醫」，如民國61年至68年實施的「小康計畫」，或之後的「社會救助業務」，就對此前的貧民精神病患的收治，擔負起重要任務。
這些計畫是由內政部、社會處(局)在管，相關費用由社政部門支付；一直要到1980年後，政府開始編列預算、建構精神醫療政策並施行評鑑制度後，才算是把精神病患從「社會救助(社政)」的定位，轉到「精神醫療(衛政)」來主導。
在那6、70年代，凡是在街頭生病的無家可歸的遊民、乞丐或路倒者(包括智障、失智老人跟疑似精神異常者)，要不被送醫治療，要不就收容到警政單位附設的「遊民收容所」養護(但無專業治療，故病情難以改善)；而那些被評估，疑似有被害妄想、反社會人格跟可能擾亂社會治安的人，就會被警政單位介送到玉里養護所收容。
當時的公立精神病院，只有省立高雄療養院、桃園療養院跟玉里養護所三家，因總收治床數無法滿足社會需求；故遊民中的精神病患，就要由各縣市政府自行和私立精神科醫院簽訂合約收治。社會處也責成台北縣、高雄市，各自籌設八里和大寮療養院以回應社會需求。
根據陳永興於民國69年2月至4月間做的調查，彼時80間的精神科醫院診所，除了台大、榮總、市療等六家機構的品質較好外，其他七十幾家，都讓人覺得慘不忍睹，普遍有：空間狹窄、設施簡陋、環境骯髒、病床擁擠、鐵門欄杆生鏽、陰暗惡臭，甚至有糞便跟飯菜同堆的情形。
民國70年前，政府尚未訂定「精神衛生法」，也無專責的行政體系。要到民國73年後，因社會陸續發生台北市螢橋國小學童，被疑似精神病患潑硫酸、財政部關政司長被殺，跟龍發堂非法收容精神病患的事件，才使政府加快腳步，推動相關業務，於79年(1990)，成立「精神衛生股」來專責全國的精神醫療業務。
同一年(1990)，台灣通過「精神衛生法」，並於民國96年(2007)，經由病友團體、專家學者跟精神醫療人員予以重修，明定權責分工、轉介制度、社區復健資源，跟強制住院的相關條例；此修訂也促使社區的精神醫療機構增加，至2010年止，已有75家社區復健中心跟100家的康復之家。
若從「精神醫療預算」的角度來看，陳永興醫師曾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為我們算過，民國69年前(1980)的全國精神醫療預算，一年僅有15萬八千元；要到民國75年(1986)11億(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一)的這年，才是有意義的基準年。
他計算，民國84年(1995)全民健保實施前，全國的精神醫療預算加上社會福利補助大約是一年30億；有了健保後，初期全國的精神醫療費用大約是45億(占百分之一點五)；105年的數據顯示，整個精神醫療在健保總額的地位不太可能超過百分之四，一年約200億上下的預算。
85年(1996)以來的精神衛生政策，已從早期的「社會安全管理」，轉至「關注個案福祉並提升社區復健能力」的走向；這些年來，精神醫院的擴增、設備改善、推行專科醫師制度、實施健保跟精神衛生法，及專業人力(社工、職能治療師跟臨床和諮商心理師)，在人數、訓練及法規證照的建置上，都有很大提升。
但實務上仍存在很多的困難議題，像慢性病床若不轉回社區復健，有限的精神醫療預算就無法省下來並轉至其他服務項目，部分不合理的健保給付將難以改變；精神科的醫療/行政管理跟現實的落差，護理師/照服員的過勞議題，也都渴求改良；此外，各種天災人禍的心理衛生工作，戒癮家暴性侵司法等專案業務，跟社會大眾的心理健康素養的提升，也都是機會和挑戰。
1997年10月17日，陳永興在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演講：「台灣目前尚有相當多的問題要解決，但是我知道用一輩子照顧他，會愈來愈好的，新的知識、新的方法、新的制度不斷出現，相信我們付出的心血不會白費。」
透過回顧臺灣精神醫療的百年簡史，我們知道，精神衛生法所盼望的每一個理念，都是集眾人之角力，花長時間給拚博(拼湊)出來的。理想還遠、還沒抵達，我們除了夥同伴繼續努力，不會有其他的前進方法了。
參考文獻：
行政院衛生署(1995)。臺灣地區公共衛生發展史(二)。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陳永興(1997)。國家醫療與精神醫療政策。台灣精神醫學，第11卷，第一期。
陳永興(1997)。台灣醫療發展史。月旦出版公司。
楊素端、詹玉蓉、許芝綺、黃逢明(2005)。社政衛政攜手合作實例──轉安置桃園縣某醫院收容精神病患。社區發展季刊109期。
林憲(2007)。文化精神醫學的贈物：從台灣到日本。台北：心靈工坊。
行政院衛生署(2011)。臺灣公衛百年記事。台北：行政院衛生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