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亡旁邊——關於安樂死的另一種思考

最近因為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先生尋求安樂死的可能性，讓安樂死這個議題再度成為人們話題的焦點。瑞士的安樂死機構Dignitas也因此上了新聞。事實上，公共電視在2012年的世界公視大展精選《死亡處方箋》（Dignitas: Death on Prescription）記錄片中就已經將Dignitas與安樂死的議題呈現在國人面前。

我曾應公視的邀請為這部記錄片寫推薦文。這不是一篇容易寫的短文：我們除了去找出贊成或不贊成，應該或不應該的理由外，能不能有不一樣的，面對安樂死記錄片的視角？當一般人聚焦於赴死者的話語而想要去判斷如此行動之理由正當與否時，我決定引導觀眾去注意赴死者「旁邊的人」，包括了家屬與醫護工作人員。對後者而言，面對的是其放棄「使其生」或是執行「使其死」的能力。這是要去活過（lived）的歷程而不是論述；這是會留在生命裡的經驗。底下就是我當時的文章。

《死亡處方箋》（Dignitas: Death on Prescription）推薦文 ◎李維倫

當「死亡」出現時，不論是做為事件或概念，它從來都不是單一意涵的。即使是死於同一種疾病、在同樣的災害中罹難、以同樣的罪名被處決、或是採用同一種方式自殺，死亡從來不是同一件事。

然而，就算把每次的死亡事件當做一個特例，人們論斷死亡的企圖仍是罔然。雖然人人都有製造死亡的能力(本片呈現的是自殺與協助自殺)，但死亡不在理性統轄的界域中；想要在「道理」上確定這樣或那樣死亡的性質甚至價值，其實都是一種「越界」，而且無關乎死亡本身。於是，困難的情況出現了：人們對自己手中握有的死亡能力困惑不已。

如此看來，人們並非對死亡困惑，而是對自己的死亡能力困惑。死亡能力到底是殘酷還是慈悲？是蠻橫還是寬容？

基於這樣的困惑，我建議觀眾，除了不免要問問自己贊不贊成「安樂死」或「加工自殺」外，注意一下赴死者「旁邊的人」。片中有陪同友人走向死亡之旅者、有病苦但無法獲得合法自殺而自行了斷者的父母、有不忍妻子受癌苦而將之運送到死亡診所的丈夫及他們的兒子、還有開立死亡處方簽的醫師、提供藥品的藥師、以及最後親吻擁抱並遞上巴比妥鹽與巧克力的工作人員。這些「旁邊的人」或多或少行使了他們的死亡能力，必然要以某種方式面對自己的經驗。

如此，我們就有可能離開「尊嚴」、「自主」、「權利」、與「金錢醜聞」等等的喧囂修辭，回到一個「旁邊的人」的深刻經驗中，一探其中的困惑。畢竟，在成為死亡本身之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死亡之外的「旁邊的人」。